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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革命时代的中东:谁是谁的样本,谁又是谁的教训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591代写毕业论文网  来源:http://www.591lw.com  发布时间:2012-10-22 23:57:00

 “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精英和政治家们一直致力于寻找一种新的、能够在阿拉伯世界推行的“民主化范式”。无疑,伊拉克和土耳其是最可能的效仿对象。因为在阿拉伯世界,只有这两个国家在“实践西方式民主”。
  为了把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打造成阿拉伯世界民主化的样板,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建立了一套自由选举和宪政分权体系。土耳其民主化的起源和演进虽然与伊拉克完全不同,但土耳其政府一直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中东地区后革命时代的政权模式。它们真的能够成为中东民主化的新典范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们又在何种程度上适合其他中东国家?
  外力主导的伊拉克模式
  说起来,中东的西式民主化道路应该始于20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分崩离析后,其阿拉伯诸省份被西方列强瓜分,其中,英国获得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委任统治权,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伊拉克,英国进而将自身的议会民主制复制到这里。然而,伊拉克与英国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它的所谓民主不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英国一厢情愿的强加。当时的伊拉克虽然有一个民主体制的外壳,但民主观念和实践从来没有在社会土壤中落地生根。比如,伊拉克虽然有议会,但其从未能够以正常方式发挥作用。在其整个存在期间,立法机关从来没有对内阁投下哪怕一张不信任票,既便如此,仍难逃一次次被解散的命运。1958年卡塞姆发动政变,整个伊拉克王室被残忍杀害,英国移植的民主模式随之寿终正寝。
  40多年后,历史再度重演,不过这次“操刀”的是美国人。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萨达姆政权虽然得以延续,但是遭到美国的严格遏制。美国人在1998年的《伊拉克解放法》中宣称,“支持推翻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政权,并促进伊拉克出现一个民主政府,应该成为美国的政策。”小布什上台后,公开宣称美国的中东目标就是帮助受压迫的伊拉克人民摆脱它们的压迫者,并给这个国家带来进步和民主。2003年伊拉克战争打响,萨达姆的独裁政权被推翻,伊拉克再次在外力的主导下走上了西式民主化之路。
  其实,在此之外,正如布什在入侵伊拉克前夕所言,美国还有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一个自由的伊拉克将是整个中东的希望之源……而不是威胁邻国的温床和窝藏恐怖分子的天堂,伊拉克能够成为这个地区亟需的进步和繁荣的楷模。”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几十年后的伊拉克是否更有利于推行西方式民主?伊拉克真的能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希望之源”吗?回答也许是否定的。
  问题重重的“民主化典范”
  “阿拉伯之春”在美国和阿拉伯世界引燃了有关伊拉克民主化模式的争论。美国人,尤其是美国政要认为,“阿拉伯之春”正是伊拉克民主典范示范效应的结果。比如,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务卿赖斯认为:“突尼斯、埃及以及其他地方专制政府的消亡……部分源于布什政府的‘自由议程’,其促进了中东地区的民主。”前副总统切尼也持同样观点:“事实上,我们给伊拉克带来了民主和自由这一事实已经对其他一些国家产生连锁反应。”
  当然,也有许多人对此充满疑虑。比如中东问题专家福阿德·阿杰米,他认为,当2010年年底西亚北非出现民众抗议浪潮时,伊拉克街头正在发生流血冲突;几乎没有阿拉伯人认为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是一个新政治文化的旗手。在他看来,“萨达姆的专制是被美国的力量斩首的,而非本土化的解放”。甚至还有人认为,恰恰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延迟了“阿拉伯之春”的到来,如果没有西方军事占领给中东地区留下的创伤,遍及西亚北非的暴动和起义甚至有可能更早发生。
  的确,美国人轻率地在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推行西式民主,不仅令人联想到英国人先前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而且还带来了更多的新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伊拉克宪法在不同的族群和政治力量间造成了巨大的纷争。概括起来,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一点,即伊拉克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对种族和宗教分歧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的国家,还是将这些族群政治力量编入政治权利网络的国家?尽管伊拉克人在诸如宪法构想等问题上有重要的发言权,但就整个民主化而言,更像是美国人在发号施令。尽管与君主制和复兴党时代相比,伊拉克人已经有多次参加自由和民主选举的经历了,但事实上,伊拉克的民主依然徒有其表,议会多半陷入瘫痪状态。在2010年3月的选举之后,由于总理马利基不愿放弃他的职位,伊拉克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来组建新内阁。
  美国入侵后引爆的族群冲突,也威胁到整个伊拉克的民主化进程。一方面,自伊拉克创建以来就处于统治地位的逊尼派不愿意按照民主化规则,将权力分给先前被边缘化但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相互之间的争权夺利未曾停息过。另一方面,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宪法授予的言论和组织自由又催生了新的伊斯兰势力,使局势更趋复杂。如在预备起草宪法的争论中,以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为首的伊斯兰力量就要求将伊斯兰教法作为伊拉克宪法的立法之源,虽然最终因美国和库尔德人的反对而未能如愿。
  西方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妇女地位问题在伊拉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证。美国虽然能够在初始的伊拉克权力体系中确保妇女的权利,但是很快就被影响日隆的伊斯兰力量废弃。比如,到2006年,伊拉克39个内阁部长中仅有四名是妇女,且没有一位是在重要岗位。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妇女也因没有遵守伊斯兰着装规范而遭受骚扰,杀人、绑架、强奸等暴力行为以及其他形式的性骚扰现象显著上升,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妇女在萨达姆时代的境况更好。此外,少数族群的命运也没有得到改善。一位以色列学者曾于2007年对伊拉克进行田野调查后认为,伊拉克的基督教徒、耶兹迪人和曼德恩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大多数的基督徒已经逃离家园,有将近一半居住在国外成为难民。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美军的眼皮子底下,针对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的骚扰达到了顶峰。
  总之,在不少人看来,伊拉克不过是一个问题重重的“民主化典范”。原因有三:其一,自其诞生起就伴随着内部倾轧和纷争;其二,它不过是一个由西方人强加的民主化;其三,事实证明它似乎缺乏真实性和后劲。  本土民主化的土耳其模式
  既然伊拉克不能成为中东民主化的新坐标,那么土耳其模式是否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范式?多年来,土耳其一直被西方看做是专制穆斯林世界里的“民主孤岛”。早在大约20年前,就有西方学者专门就此进行过研究,并给出了四点解释:其一,土耳其从来没有“被”西方民主化过。相反,土耳其的民主化是一种本土化的,是在社会内部被逐步培养起来的。其二,从一开始,土耳其就被定位为一个西方式的国家,因而就更加适应西方式的民主规范。其三,虽然土耳其的石油资源匮乏,但具有成为经济强国的强劲潜能,这反过来又有利于它培养公民社会——民主化的重要支柱。其四,尽管土耳其军队曾多次干政,但在短暂的过渡期后,将军们最终还是还政于民,这表明了其对民主规范的基本尊重和义务。
  2002年,伊斯兰色彩颇浓的正义与发展党成为土耳其的执政党。上台之后,正义与发展党逐步将世俗的军方从权力中心排挤出去。不仅如此,土耳其的战略定位也发生变化,从先前主要亲西方,转变为致力于发展与穆斯林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异常活跃,无非就是为了使自己成为后革命时代中东阿拉伯政权的样本。
  在土耳其领导人看来,作为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土耳其是伊斯兰教与民主能够兼容的最好明证。而且,对于一直与军人干政进行斗争的阿拉伯政府而言,已经通过和平方式将军队与政治成功分离的土耳其无疑是很好的效仿对象。此外,土耳其充满活力的经济态势和辉煌成就,也是土耳其寻求更加积极的政治和经济角色的重要资本。为此,“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多次邀请相关反对派和可能的新政治领导人到伊斯坦布尔聚会。叙利亚反对派(包括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就曾数度在土耳其举行会议,为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做各种准备。同时,土耳其的大学、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都在努力扩大和升级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学术聚会、公共广播和各式论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2011年9月,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开启了“阿拉伯之春旅程”,访问了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埃尔多安此行“一炮而红”,类似“土耳其是那些摆脱独裁者的穆斯林民众的民主典范”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在利比亚,领经人告诉攒动的人群:“在我们感谢真主之后,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朋友埃尔多安先生,然后是所有土耳其人民。”阿拉伯世界的许多知识精英也对土耳其模式盛赞有加。比如叙利亚学者阿兹姆认为,在“阿拉伯之春”时,动荡国家的所有派别,无论是左派、民族主义者,还是伊斯兰主义者,尽管出于各自原因都对土耳其抱有负面看法,但又都认为土耳其模式是应该遵循的最佳典范。
  毫无疑问,具有较强伊斯兰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是阿拉伯世界对土耳其兴趣的重要分水岭,近年来它疏远曾经亲密无间的盟友以色列,鼎力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建国事业,更让阿拉伯世界无法拒绝。正如巴勒斯坦记者哈比布所言,“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批评以色列,并离开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的会晤是阿拉伯街头的土耳其印象的转折点……转瞬之间,在阿拉伯街头和全球活动家的脑海和心灵深处,埃尔多安成为了中东政治的关键人物,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缺少真正领袖的情况下。”
  土耳其样本是否适用于整个中东
  当然,土耳其的世俗化和民主化是在“建国之父”凯末尔等人的强力推动下进行的,其起源和演进与中东其他国家有极大的区别。对于土耳其模式能否适用于革命后的中东,持否定看法的也大有人在。作为埃及政府喉舌的《金字塔周报》的总编赛义德就一语双关地表示:埃及不需要哈里发。
  在更多的人看来,土耳其和埃及这两个国家的经历没有任何相似性。因为前者拥有长久的民主传统,而且正义与发展党也不像埃及的萨拉菲派,“从未致力于将土耳其打造成为神权政体”;而后者则有自己的、能够与宗教和平相处的悠久自由世俗主义传统,这一遗产应该能够使埃及发展出一套利用民主和法治的独特本土化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通过投票箱来分享政治权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土耳其学者也认为,没有“为埃及准备的土耳其模式”,伊斯兰教与民主之间的共存在土耳其出现,并非因为正义与发展党制定和发展了一套能够使伊斯兰教和民主原则实现兼容的体制和政治结构,而是因为伊斯兰教徒自己接受土耳其国家的世俗民主框架。
  在过去一年,虽然西方一再呼吁后革命时代的阿拉伯国家效仿土耳其模式,实现温和的民主化,虽然土耳其也竭力推介其模式,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无外乎有以下几点:其一,担心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野心,毕竟奥斯曼帝国曾统治中东几百年;其二,虽然正义与发展党具有浓郁的伊斯兰色彩,但土耳其依然太世俗化、太西方化,所以中东地区的新兴伊斯兰政党对之非常谨慎;其三,阿拉伯世界的自由派们对土耳其式的民主深表怀疑,试图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或许可以这么说,对于动荡后的阿拉伯政权而言,无论是伊拉克模式,还是土耳其模式都不太具有吸引力。其实,探索和寻找适合自己的本土化发展模式才是正途。民主化是地球各个角落的共同诉求,但世界上绝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以随意复制的民主化范式。它的发展需要时间,需要稳定,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更需要社会主要群体有接受民主规范的意愿和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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